摘要 任何一个民族，都有区别于他民族的思想及思维方式，不仅如此，即使同一民族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也有不相同的思想及思维方式。思想史要研究的，主要不是既成的现象，而是这现象所包含着的观念。从现象看，衣、食、住、行，诗、书、琴、画，各具成象，是可以耳闻目见的，而思想、观念，却既不可闻，也不可见。然而，这不可见闻的思想，却对人类的生活方式、艺术形式，影响很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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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，太抽象了，惟其如此。便易歪曲、误解，乃至任人解释，所以，研究思想史，贵在精确，贵在言而有据。那种无根漫说、大而不当的空论，是治史之大忌，尤其是研究思想史所当避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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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书法而言，贯通古今的思想史，至今阙如。过去的书论，多为笔札，只言片语，虽不乏灼见，但散论杂说，并未铺陈一贯，其他则多言技巧法度、赏鉴考评。书法隶为士大夫者流视为附庸。雕虫小技不足以为大学问，不青书法，不足标榜儒雅，只知书法，又将被视为昧于大道的凡庸之辈，所以，倾大力以研究书法，从各个角度去研究的人，向来寥寥。这又给这种专科类别史的研究，带来了困难。到了现代，这样寂寞的情况，更加明显，从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之后，洋洋宏论的书学书籍，便罕有了。大学者，如粱启超、郭沫若，如朱光潜、宗白华，也偶有所及，但稍涉即止。零篇短札，虽时有发表，而较之画学研究的规模及成果，实在是微乎其微的。书、画并论的盛事，已成往迹。所以，今天研究书学，实在是具有抢救性的。
